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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一 就是一把枯燥的椅子

青年作家双雪涛

2017年8月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编者按:

   双雪涛是近几年比较闪亮的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地道的80后,很多文学评论家都认为他是极有潜质的小说家。上个双雪涛的小说集《飞行家》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集中人的生存的困顿、人性的困境、命运的困厄尽现其中,今天的“封面文章”我们来专注一下他的成长历程——

封面文章》 许智博

而立之前的分岔点

   决定了双雪涛命运轨道改变的分岔点是2012年7月的一个晚上。在5个月之前,他拿到了台北关于资助作家创作台北题材长篇小说计划的项目入选通知。

这是他的处女作《翅鬼》在2010年台湾的一次文学奖上拔得头筹之后,宝岛上又一次对他投递过来带着某种殷切希望的树枝,但对于大陆文学圈来说,这些奖项和写作计划,甚至是远流出版社为他出的小说单行本,都不足以吸引到资深文学编辑们的眼球。

但对于银行职员双雪涛来说,这个通知却仿佛一道催促他结束分裂生活的号角:两年前那次台北领奖之行回来后,上班的日子并未有任何改变:贴汇票、做表报、整理档案,活干完了就在电脑上看下载的电子书,领导来了便切换回EXCEL界面。不过他下班的生活变了,戒了讨好领导和同事的喝酒和应酬,回到家里,一边不断在烟灰缸里按灭快要燃尽的香烟,一边在电脑上凭直觉敲着一本回忆学生时代的小说《聋哑时代》。他把这部12万字的作品寄给了文学期刊《收获》,编辑打来了电话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发表。

接到通知后,他开始琢磨这辈子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担负起写作的责任,跟一眼可以望到几十年之后的银行职员生涯做一个决裂。这个炎热的晚上,纠结了小半年的双雪涛又像少年时代一样失眠了,他仿佛听见远处有另外一个自己,说:操,辞职吧。又觉得在天上不知道是什么神佛,说:辞职吧,没事儿,我挺你。

一夜未睡。天亮之前,选择的答案已经明晰,那天早上,眼睛肿胀但又内心澎湃的双雪涛,在外人看来,仿佛是以醉酒的状态,在上班时间之后冲进领导办公室,提出辞职。“我觉得领导仿佛闻到了我的酒气,但我真的一点儿也没喝。”

经历过经济衰败的辽沈大地,大多数尚未从计划经济时代思维方式里完全走出来、又对稳定生活有着极度需求的老百姓,对孩子最大的盼望就是能当公务员、进事业编、考进国企,为此甚至不惜找各种拐弯抹角的关系、拿出家里的所有的积蓄去“砸”。

“现在再看,觉得自己的当时的回答有一种装B的感觉。”他说。“其实也是给自己打气吧,我是一个懦弱的人,干了一件疯癫的事儿。”

但那一刻,29岁的他就是那么想的,他觉得自己应该和自己喜欢的偶像之一村上春树一样。1978年4月1日下午一点半左右,29岁的爵士俱乐部老板村上春树决定写一篇小说,于是每晚在餐桌上挥笔不止,然后有了《且听风吟》的得奖和出版,两年后,村上春树为了专心创作,果断将酒吧转手,变成了专职作家。

穿越平庸的苦难

   作为东北重工业区的工人家庭的后代,1983年出生的双雪涛坦言:“我这三十几年一直活在经济的恐慌和压力之下。”

考察双雪涛童年时代的成长过程,恐怕很多出身普通的80后会有极深的代入感:小时候父母上班,扔给他几本连环画,把他在平房里锁上一天;上小学时要想方设法上重点小学,后来即便父母下岗,又逢“市场化”的教育改革,家里也要拼命勒紧裤腰带将他送到市里最好的初中、高中,面对功利的老师,在压抑的环境里枯燥地学习,高考后按照父母的实际考虑填上一个容易找到工作的法律专业,大学毕业后幸运地在银行得到了一个安稳的铁饭碗,算是用知识改变了命运,稍稍爬升了一个社会层级。

经济条件的窘迫确实一直贯穿于他的成长,1990年代初,父亲从拖拉机厂下岗后,家从沈阳市中心被迫搬到了当时还是沈阳城乡结合部的艳粉街,“艳粉街”的前身是浑河北岸的“艳粉屯”。在沈阳本地的东北口音里,“艳”字的读音为“胭”,还多少暗示着这个地区曾经为清代亲王府种植胭脂原料的历史,但后来无论是伪满洲国时期到解放前的砖窑厂,还是解放后地图上下左右到处带着“工”字的街道,都代表着这里的实地景象与名字意象之间的名不副实。

在双雪涛的记忆里,这个由2000多户平房像蚊香一样一圈圈盘起来的棚户区治安混乱,“刑满释放人员、诈骗犯、妓女、残障人士,还有一些想涌入城市又失败退回来的农民都聚在那一片”。与市里同学家的有线电视能收到几十个台不同,在这里,“电视只有两个台,中央一和中央二”。家里没有电话,不能约同学玩的双雪涛,会在艳粉街后面的煤场和庄稼地里没有目标地漫步,然后再沿着铁路的铁轨寻找回家的方向。

那时的双雪涛压抑着心里的叛逆,努力做着符合父母期望的那种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情绪随着是否有老师欣赏他或是否有同学能接纳他而产生起伏,在孤独和快乐的交替中,穿越过了这种平庸的苦难。

只不过,他在成年成后,没有像一些好面子的东北人那样,将这段微不足道又难以启齿的回忆选择性忘记。

王小波——那是我想成为的人啊

   写作的启蒙来源于双雪涛的小学班主任,她同时兼任语文和数学两科教学,却更醉心诗词,每天自习课时她都把宋词抄在黑板上,谁背得快谁就可以出去玩耍。双雪涛背得好,老师便青眼有加,开始定期审阅他的日记,于是少年写起日记便更加卖力。

初中不再有赏识他写作方式的语文老师,双雪涛便“升级”到市图书馆疯狂看书。到了高中,新的语文老师给他的作文格外好评,再次点燃了少年心里的火苗,为了可以写得更好,双雪涛更加疯狂地咀嚼、吸收着现当代作家的精华作品,被余华这样的先锋派作家们的文字深深影响。他写作文时经常“嫌作文本的格子框人,就写在八开的大白纸上,蝇头小字,密密麻麻”。高中毕业前,他写了一篇《复仇》,“写一个孩子跋山涉水为父报仇,寻找的过程大概写了近两千字,结尾却没有,老师也给我了很好的分数,装作这是一篇作文。”

虽然父亲将他带入了阅读之门,但却觉得靠文字吃饭是一件荒唐的事情。“我爸说,当作家,那不都精神病吗?生活在自己世界里,吃也吃不香,喝也喝不下。可不能当精神病,还得当正常人啊。”当自己成为了这个家庭未来的希望,心里自然就会形成某种负担。高考填志愿时,双雪涛放弃了中文系,而是选择了吉林大学的法律系。

大学四年,双雪涛几乎只字未写,他在乱看闲书之余,也将不少的时间交给了魔兽争霸和长春麻将。直到看到王小波,他想,“那是我想成为的人啊”。

上班之后,阅读变成了工作时的副业,做完一颗八小时的螺丝钉之后,他偶尔开始写写影评。直到工作三年后,一个朋友看到《南方周末》上的一个台湾文学奖的征稿启事,奖金不少,问他要不要试试。他算了算,六十万新台币大约相当于十五万人民币,足够在沈阳交房子的首付了。

于是,他花二十五天写出了处女作《翅鬼》,虚构了一个封闭的雪国和一群长着翅膀在井下做工的奴隶,写他们想飞的“历史寓言故事”。这篇后来被大陆出版社划归进玄幻小说的作品,被台湾的评委们视为严肃的佳作,一下摘得了头名。

描述父辈的跌宕起伏,还有猝不及防

   辞职,开弓没有回头箭。

双雪涛没有怠惰,经过短暂的准备后,在2012年入冬时,开始创作那个拿到资助的小说。他像村上春树一样将写作变成打卡模式,每天到自己的新房子里“上班”,在前任房主留下来的一张铁桌子上写作。房子空空荡荡,供暖的管道堵塞了,冻手冻脚,他就不停地喝热水。文思堵塞的时候,便下楼去看路边的老头们下棋。

三个月后,第二部作品《天吾手记》诞生,双雪涛用这部十几万字的小说,向自己当时特别喜欢的村上春树做了一次致敬,但它和《翅鬼》一样,并没有奠定双雪涛的写作风格。

就在这个当口,《收获》的编辑建议他将之前写好的《聋哑时代》里个别的章节改成中篇试试,于是他便抽出了《安娜》和《我的朋友安德烈》。这种尝试让他上瘾,在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连续写了十几个中短篇小说。

在这些作品里,后来被很多人称赞的短篇小说《大师》,则奠定了双雪涛目前的写作风格:他将日常的东北话纯熟地放进了小说的叙述里,短句、对话你来我往,却绝对没有抖包袱式的低俗,字里行间夹杂着一种经历过困苦的人特有的自嘲和黑色幽默,以及残酷和决绝。

在这之前,双雪涛也尝试过不少成名的先锋派作家的行文风格,却像练刀者使剑一样,虽然招式像那么回事,但自己总觉得不顺手。写完《大师》,他觉得,嗯,现在像样了。“就像每个人走路都有自己的频率和平衡感,找到了,就不别扭了。”

《大师》能成为双雪涛找到感觉的作品,变成他的LUCKY BOOK,既像掌管灵感的神在背后偷偷捅了他一下。写这篇小说时,双雪涛也刚为人父亲。辞职之后,犹如一个人在汪洋大海里游泳,写作从一件牛B的事情变成了打发时间的东西,压力山大与光明前景交替闪烁,“想起尿不湿的价格,实在不容易入睡。未来就像一条幽暗的隧道,时有微光闪过,但是看不清隧道那头是啥东西。我整三十岁,感到恐惧。”

他磨砺着写作的技艺、但却不确定这技艺能否给自己带来尊严的时候,就会想到父亲痴迷在路边摊下棋。“当时他已去世,我无限地怀念他,希望和他聊聊,希望他能告诉我,是不是值得。当时已无法做到,只能写个东西,装作他在和我交谈”。

经过两年的沉淀,双雪涛又产生了讲新故事的冲动。2014年,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创作、修改,反反复复改了七八稿,终于完成了让更多人赞誉的《平原上的摩西》——一部中篇小说,三万多字。

这部小说的创作初衷,双雪涛只是想写“一个跨度比较大的,多角度叙述的”的作品,“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特有的行为习惯”。

正如他之前凭着对少年时学校的记忆写了《聋哑时代》,这一次他又想写大工厂:“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那时抢五块钱就把人弄死了,这些人找不到地方挣钱,出了很大问题,但这段历史被遮蔽掉了,很多人不写。我想,那就我来吧。”

于是,一个交织着大案、下岗、棚户区底层生活、两代人爱恨的画卷,被他用书面语写成地道的东北话,用七八个角色的视角,虚虚实实地描绘、还原出来。

初稿出来之后,他总觉得有很多漏洞,最后导致了用写一部长篇小说该用的时间写了一部中篇小说。正是这种严谨的态度,让那些被千禧年之后搭建在棚户区和旧工厂上面的住宅楼盘、商超、写字楼所掩盖起来的辛酸困苦、粗糙暴戾,再次栩栩如生。父辈一代生命体验的“跌宕起伏和猝不及防”,勤勤恳恳却被 时代裹挟、玩弄于股掌之间变成一个失败者的忍受或抗争,历历在目。

不要离开地面,也不能陷入泥潭

   《平原上的摩西》很快就得到了文学圈的认可,双雪涛也成为文坛上被频频讨论的人。他的作品里频频出现的父亲、拖拉机厂、艳粉街等等高频词汇,成为很多人试图解构和还原他生活的原点。

“其实这涉及到‘真实’的概念,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就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这些被反复提及的词汇,肯定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东西,我看中的东西。”双雪涛说,“换句话说,它们也是我愿意反复虚构的东西,我虚构了一个艳粉街,艳粉街早已经不存在,我的印象也已经模糊。小说永远代替不了历史,我的小说是个人的精神史,而不是生活的历史。”

初入文学圈,每隔一段时间,他都找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朋友见面。“我有恐惧,害怕离开生活。现在圈子不一样了,他们当律师、在银行、干什么的都有,但我要是有一段时间不见他们就觉得自己状态不对,心虚。”

从《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再到后来创作的《光明堂》、《北方化为乌有》和刚刚在期刊上发表的《飞行家》,双雪涛的小说里还有着另外一种隐性的意向:它可能是一对翅膀、一个一直想南下的女人、或者是一个飞向天空的热气球。这些“设定”在小说里总是有意无意出现,令人想起贾樟柯的电影里那些“乱入”的符号化道具。

双雪涛想要借此表达自己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一个永恒的文学主题,包法利夫人的主题也是一样的,挣脱所有的束缚,我内心是个自由主义者,对我来说自由是一件特别牛B的事儿,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是个巨大的悖论。”

在2015年3月《平原上的摩西》发表之前,双雪涛辞职3年的写作生活变化很小,闭门写作、每天看着儿子的枯燥生活几乎将他逼到崩溃。

在作品得到关注之后,有前辈作家邀请他到北京读书进修,他欣然应允——“因为住宿舍很便宜”。

有时双雪涛觉得自己是一个分裂的人,因为“作为东北人有一种牢固的集体观念,很多生活的观念”,但“我又是一个叛徒”,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为东北人写作。

■作品简介

   《飞行家》共收录了双雪涛的九篇短篇小说。

故事发生的地点大多是没落的北方城市。艳粉街、影子湖、光明堂、红旗广场、春风歌舞厅、红星台球社……这里布满破败的街道、废弃的工厂,流窜着形形色色的人。

故事里的角色大多是被遗忘的边缘群体。久藏、小橘子、疯子廖澄湖、“少年犯”柳丁、姑鸟儿、驯养师阮灵、“疯马”马峰、“飞行家”李明奇……他们是被历史的大潮拍在岸边的鱼。

在《飞行家》里,就是由这样一群人,在这样一些地方,让凡人的热血、尊严和自由绽放出火光。

■作者简介

   双雪涛,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沈阳人,小说家。首位入围台北文学奖的大陆作家,首位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首奖得主,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最具潜力新人”。

已出版作品包括《翅鬼》、《天吾手记》、《聋哑时代》和短篇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多部作品已经授权影视改编,本书收入的《北方化为乌有》、《刺杀小说家》、《光明堂》也均有影视拍摄计划。

编辑:王逸人 美编:徐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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