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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没陪爸爸过最后一个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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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怀德县出席省群英会全体代表合影,后排右三是李文清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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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李文清出席省劳模代表大会时留影,当时他在公主岭市邮电局工作

当我也成为省邮电系统的劳模时,不由得流下了幸福和辛酸的泪水。我想,爸爸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我高兴的,也会原谅我的不孝。 ———作者

爸爸的死,是我一生中最深的痛、最深的悔。我实在对不起爸爸。作为他身边唯一可依靠的孩子,我没有陪他过最后一个春节,把他一个病危的人孤零零地丢在医院长达10天之久,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如果换成我病重住院,而爸爸是我的护理人,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回家过春节的……

人生如梦,弹指之间,就是百年。老话都是这样讲的,但人的一生能活到一百岁还是少之又少。想起我的爸爸,生于1914年,至今也应百岁有余了,可他早在1975年就已经去世,只活了61岁。

虽然爸爸已经故去了40年,可我仍然无法从他在“文化大革命”时头戴大高帽、胸挂大牌子的噩梦中走出来,更无法原谅自己曾经的不孝。

爸爸是最早的邮电系统战士

爸爸的一生,饱经风霜。爸爸少年时期家里很穷,爷爷给地主打工活活累死了,奶奶带领他们兄妹四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尽了人间的苦楚。

爸爸青年时期正是日本侵占东北的时期,为了谋生,只能外出求职养家。那时想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但爸爸老实肯干,又长得一表人才,被日本人看中,说什么也要让他去警察署当警察。爸爸回家讲明情况后,奶奶是百般不同意,告诉爸爸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干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宁可饿死也不能当汉奸,帮着日本人欺负中国人。”

日本人看爸爸不当警察,就让他去电话局工作。当时爸爸家住怀德县,就这样,他到怀德县的第一个电话局做接线生工作。局长是日本人,职员有爸爸和另外一名中国人。当时整个县城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电话,电话就是为日本人服务的。后来中国人也安了电话,那是一些有钱人。中国人在日本人的眼里是亡国奴,不如狗,根本不把你当人看,爸爸在工作中吃尽了苦头。可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有一个安身之处已经很不容易了。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了,国民党又接管了电话局。但是那时爸爸已经在心灵深处懂得了有压迫就有斗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所以爸爸在共产党地下党的领导下,借为国民党工作之机,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在打四平、打长春等战役的通信工作中,爸爸都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我记得爸爸后来跟我们讲过当时为共产党做地下通信工作的情形。比如地下党找他开会时不能明说,都是过来站一下,或使个眼色,或拉一下衣服,他就跟着出去了,一切都不是公开进行的。

因为爸爸工作认真,干得比较出色,多次受到解放军领导的表扬,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怀德县邮电战线上早期的共产党员之一。

解放战争结束后,新中国成立。根据爸爸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表现,组织上提拔他为基层领导干部。那时因新中国刚成立,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到处杀害共产党的干部,社会非常不稳定。通信设备也经常遭到敌人破坏,无法正常运行。所以,组织上考虑到爸爸是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邮电战线员工,有实际工作经验,哪里敌人最嚣张、破坏最严重,就派爸爸到哪里去工作。

当时怀德县杨大城子镇邮电局地处县城最北边,通信设备被敌人破坏得最严重,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工作很不好开展,组织上就派爸爸到这个邮电局当局长。在工作中,爸爸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和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为党和人民的通信事业,任劳任怨、没黑没白,达到了忘我的境地。

爸爸曾经跟我们讲过他和敌人真刀真枪斗争的一些故事。比如一天后半夜,下着大雨,爸爸接到上级命令,发现有敌人在附近山林里破坏线路。爸爸和几位同志立刻带着枪出发了(那时都给配枪),果然碰到了两个破坏线路的敌人,于是双方就接上了火,就像在战场上一样。

就这样,经过爸爸和全局职工几年的共同努力和不懈斗争,使一个比较落后的邮电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因为爸爸的工作是风里来雨里去的,又有一定的危险,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很高的荣誉。1960年3月,爸爸光荣地出席了吉林省群英代表大会,被评为吉林省劳动模范,所在单位也被评为吉林省先进单位。爸爸在党内也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表扬和奖励,多次被评为吉林省、怀德县“优秀党员”。那时,爸爸正值中年,又有实际工作经验,还是从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革命战士,如今又是为党、为人民工作,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文化大革命”风暴来袭

1962年,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又把爸爸从杨大城子镇邮电局调到怀德镇邮电局做局长工作。工作地点和单位虽然变了,但爸爸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变,准备在新的单位更加努力工作,一切从头开始。

正当爸爸踌躇满志地投入到工作中时,1964年的“四清”运动开始了。“四清”时我只有10岁左右,不懂什么是“四清”,只知道那段时间爸爸白天工作,晚上开会,每天很晚才回家。回家后,爸爸又和妈妈一起研究在运动中如何更好地表现自己,以便配合“四清”运动,肃清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和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更好地配合“四清”运动,爸爸还把在大学读书的大哥找回来。因为大哥大学毕业没分配工作,爸爸就让他先搞“四清”运动,进一步理解“四清”运动的意义。在这次运动中,爸爸虽然是大会检查、小会检查,但总的来说,各方面还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四清”运动刚刚接近尾声,一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运动初期,不管什么单位,也不管几个人,都可以成立什么红色革命战斗队、红色兵团。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还好,只是红卫兵上街宣传、写大字报、跳忠字舞、开展革命大辩论等活动。随着运动的发展,刘少奇同志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爸爸就在劫难逃了。

当时上边有什么精神,下边就闻风而动。一时间,省委领导、市县领导、乡镇领导,就连生产队的生产队长,也被打成了“走资派”。爸爸是怀德镇邮电局局长,就是名副其实的“走资派”了。爸爸被停止了工作,白天写检查材料,晚上在职工大会上接受批判。

随着“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把隐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又成为运动的焦点。爸爸是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参加工作的,给日本人接过电话,被打成了“汉奸”,造反派们非要他承认在电话里给日本人提供多少军事情报不可。爸爸在国民党时期也工作过,又被打成了“国民党特务”,非要他承认出卖了多少共产党员,干过多少坏事。爸爸不承认自己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他们最后又捕风捉影地说:“你给共产党办事,又给国民党接电话,这不明明是共产党的叛徒吗?”他们这样颠倒黑白的说法,爸爸无法接受,造反派就对他文斗加武斗。

我记得爸爸游街时,双手用绳子捆着,一头用人牵着;头上戴着大高帽,胸前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大汉奸”“打倒国民党特务”“打倒大叛徒”。白天开批斗大会,晚上不让回家,多次被打得体无完肤,并被长期关进隔离室。妈妈给送饭也不让见面,更无法说上一句话,他们说妈妈是“资产阶级的臭婆娘”。我们孩子也被说成“资产阶级大汉奸、大特务、大叛徒的狗崽子”。我去看爸爸,革委会主任也不让见,还教育我说:“你要和你爸划清界限,他现在是阶级敌人,你要对他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斗争。”当时儿子批判老子、学生批判老师是常事,在批斗大会上让儿子打老子,打得越重越证明你革命。

妈妈爸爸过早去世

爸爸妈妈一生养育了我们三兄弟、五姐妹共8个儿女。当时大哥、大姐已结婚,都在外地工作,我和大妹妹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弟弟参军,家里只剩下母亲和三个小妹妹(都未成年)。全家受爸爸的牵连,单位只给发很少的生活费,日子过得非常艰难。自从妈妈和爸爸结婚以来,生了我们众兄妹,身体坐下了很多病;战争年代为爸爸提心吊胆,健康每况愈下;新中国成立后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又来了“文化大革命”,整天为爸爸以泪洗面,心力交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妈妈终于一病不起,于1972年4月病逝了,年仅55岁。

妈妈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难以适应;而妈妈的死,对爸爸的打击就更大了。妈妈去世后,爸爸才被放了出来。由于长达几年的检查、批斗,爸爸的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和打击,回到家就病倒了。爸爸患上了糖尿病、肺结核,无法上班,只好在家进行改造和照顾三个小妹妹。

1974年10月,爸爸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已经发展到咯血了,同时也到了退休年龄。于是由我接班,被安排到爸爸单位工作。为了给爸爸治病,组织上把爸爸送到吉林市新站结核病院住院治疗。因为爸爸生活不能自理,邮电局领导就派我到医院护理爸爸。

当时的医疗条件比较落后,对肺结核无特效药,加上肺结核要加强营养,而糖尿病又要控制饮食,所以这两种病很矛盾。我一直在医院护理爸爸4个月,可爸爸的病情却没有好转。

就在这种情况下,1975年的春节要到了。我在医院待得也确实难受,同时也挂念家中的三个小妹妹。于是,我就和爸爸提出一个要求:我要回家和三个小妹妹一起过春节。

我的这个想法,让爸爸沉默了。确实,我不回去,三个小妹妹无人照顾,爸爸比我更挂念年幼的她们;可爸爸的病又很重,一直在重症病房,我若回去,他会感到无依无靠。但我没有考虑爸爸的感受,竟然几次提出要回家过春节。爸爸虽然有些无奈,但还是点头同意了,让我回家看看,好好陪陪三个小妹妹。我就给爸爸买了点吃的、用的,回家和三个小妹妹过了一个春节。

在家待了10天以后,我又开始挂念医院的爸爸了。正月初九我安排好妹妹们就急忙返回医院。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我得从公主岭到长春倒车,再到吉林倒车,到新站医院时已是后半夜两点多了。到了爸爸的病房,看他还没有睡,可能是在盼我回来吧。

初十早晨,主治医生上班后狠狠地批评了我。他说:“你父亲病得这么重,你却把他一个人扔在医院,自己回去过春节。你知道你父亲这些天是怎么过来的吗?你真是天大的不孝啊!你再晚回来几天,就见不到你父亲了……”医生的话如当头棒喝,让我幡然醒悟,我感到无地自容,当时有个地缝儿都能钻进去。医生说得对,如果我离开这期间爸爸有什么不测,我将罪在不赦。我当时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好好护理爸爸,弥补我的过失。可这一切都晚了,爸爸的病情已无法逆转,不久后就离开了人世,终年61岁。

爸爸的死,是我一生中最深的痛、最深的悔。我实在对不起爸爸。作为他身边唯一可依靠的孩子,我没有陪他过最后一个春节,把他一个病危的人孤零零地丢在医院长达10天之久,这是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的事。如果换成我病重住院,而爸爸是我的护理人,他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把我一个人丢在医院而自己回家过春节的。我也对不起爸爸单位领导的嘱托和安排。如果换成别人护理爸爸,人家是不会擅离职守,把爸爸一个人丢下这么多天不管的。

爸爸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更是革命的一生。日本侵占东北时期,他是为了生存才迫不得已地去给日本人做接线生的,怎么能说爸爸是“汉奸”呢?解放战争时期,爸爸是给国民党的通讯做过工作,可爸爸也为共产党做了很多工作,要不他怎么能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呢?爸爸为新中国的成立作出过较大的贡献,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怎么能说他是“国民党特务”呢?新中国成立后,爸爸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如果他的工作不出色,怎么能被评为省劳动模范呢?在对敌的斗争中、在枪林弹雨的年代,爸爸没有在敌人的枪口下屈服,可“文化大革命”却给他的心灵和肉体带来了不一般的伤害。

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但爸爸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却没有一丝减少。每当我们提起他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他总是这样教育我们:不要愤世嫉俗,也不要介意你所付出的马上就有回报,只要积极认真地工作和生活,最后自会有公平。记得爸爸在临终前留给我的最后一句教诲是:“好好工作,别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1980年,当我也成为吉林省邮电系统的劳模时,不由得流下了幸福和辛酸的泪水。我想,爸爸在九泉之下一定会为我高兴的,也一定会原谅我的不孝。

如今的社会是安定团结的社会,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了,我们兄弟姐妹8人都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好日子。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爸爸的在天之灵说:“爸爸,您不是汉奸,更不是国民党特务,您是功臣,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您的。”

爸爸不朽。

李文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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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扪心”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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